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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,我的音乐流水账
时间:2018-12-06 15:08
40年,我的音乐流水账

1979年是中国古典音乐界的历史性纪年。3月,指挥家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;6月,斯特恩访华;10月,小提琴家梅纽因和指挥家大师卡拉扬前后登陆中国。坚冰已经打破,航船破浪杨帆。四十个春秋,弹指挥间。这些年发生的事情,即便写一本大事记也难免挂一漏万。作为一个见证者,姑且择其要者记个流水账。

前段时间,朋友发来一张图片。街头一簇人群中,两个人物特别显眼。前景有个戴帽子的男子无关紧要,走在中间的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制服,像个四十多岁的工人,面色张惶,似有心事。后边这位黑色毛衣外披一件白色西服,风度潇洒,眉宇间却透着一丝凝重。虽然带着茶色墨镜,明眼人也能认出是指挥家卡拉扬。工人模样的人是前中央乐团的指挥家李德伦。如果不仔细辨认断断认不出来。

1979年,卡拉扬与李德伦1979年,卡拉扬与李德伦

1979年是百废待兴的第一年,我刚在读大学。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,回家路上赫然看到贴在西四附近的音乐会海报,方知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到访北京,由此记住了指挥和乐团的大名。那时候,作为圈外人,卡拉扬有多厉害,柏林爱乐乐团有多了不起,完全没有概念。海报没贴牢,一个角在夜风中不停地掀动。身上还略有寒意。演出没看成,不卖票。出了事故到是真的。当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,机场舷梯高度不够,柏林爱乐队员下不来。只好临时接了一节,虽然大部分乐队队员都下来了,连接的舷梯还是断裂,不幸摔伤了后面的双簧管和大提琴手。震怒之余卡拉扬却难以发作,连忙起身去探问情况。(大提琴手摔断了腰,当即送回国手术)柏林爱乐自己演出两场,和中央乐团合演了一场,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各地专业人士来京观摩。其后的1979年底,李德伦先生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·吉尔特的来信,邀请他在1980-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的两套音乐会。无论对李德伦本人指挥技艺的提高还是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,这样的机会都属于天上掉馅饼。可惜访问因非个人原因未能成行。后来在中央乐团说到这个事,李大爷难免心有遗憾。

卡拉扬在北京卡拉扬在北京

这个十年里(1979--1989),还有两件事不得不说。一是唱片业。1984年前后,市面上开始出现进口音乐磁带。这比从收录机翻录的音质好很多。从磁带封面的文字上,爱好者们慢慢知道了乐团和指挥的名字,对于乐曲的版本也开始有所认识。我最早买到的舒伯特交响曲全集就是五盒套装(EMI出品,卡拉扬指挥),音质和品相都很好。算下来合8元一盒,而单盒怎么也要10元或者12元。1985年,中国图书音像总公司(简称“中图”)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音像制品博览会,说眼花缭乱一点不为过,原来国外有这么多的唱片公司,也是头一次看到了激光唱片。北展的博览会是标志性事件,八十年代后几年,北京陆陆续续开了很多家音像店,东四南大街248号是中图公司的门市部,还有王府井外文书店楼上,光八面槽那一带就有三个店。八面槽西北角那家楼上还有音乐类外文图书。仿版的格罗夫音乐词典(中文)虽已不全,但仍然很值,早几年160元可以买全套。

中图公司音像部定期编写的目录索引就放在门市,每次去都拿一本新的。那个年代,大家的收入不高,一次也就买几张。当时的标价分三种:正价85.8元,中价65元,低价40元左右(CBS,也就是后来的索尼标价不同,他们正价当时才39元)。主要唱片厂牌有DG、EMI、DECCA、PHILIPS、CBS、NOXOS,MELODIA等。有时在中图门市部会碰到社科院哲学所的叶秀山先生,老先生有见识,每次都要请他推荐唱片。同仁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事。有一位惧内的朋友,每次买了唱片,晚上回家要确认楼上自家的灯没亮(老婆没到家),才匆忙把唱片带回家。还有的一时兴起,把孩子的托儿费买了唱片。唱片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激光唱片播放器材的发展,前后几年,北京的器材商店也如雨后春笋般。

再一件事是大型音乐会的兴起。1987年初,李德伦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了两场 “交响乐之春”的大型音乐会,一时轰动京城。11支交响乐团济济一堂,乐手达800之多,场面声势浩大。柴科夫斯基的《1812序曲》,李焕之的《春节序曲》等中外名曲掀翻全场。当然,那之后的现场音乐会也没有突然增多,真正有规模有影响的现场音乐会要到第二个俄十年中的1996年。

这十年事情不少,大都发生在后面。1995年前后,朱伟、王毅、李南等人在三联书店创办了《爱乐》杂志,从第五期开始由我接手。那时候音乐杂志很少(上海有一本骑马钉的《音乐爱好者》),更没有专门写古典音乐评论的作者,编辑部要求人人动笔,再发动唱片爱好者。香港、台湾的古典音乐杂志也出现在北京,经常会在北京遇到同人编辑。不同城市的音乐生活信息得以沟通。紧接着是1996年中央乐团改制,蜕变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,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,成为国内头一个做音乐季的院团。从招聘考试、职业培训、制定音乐季曲目,到聘请国外客座指挥家、艺术家合作演出,国内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开始走上正轨。1996年也是北京的“交响音乐年”,以维也纳爱乐为首的好几支国外的乐团来到北京,观众也逐渐熟悉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、梅塔、迪图瓦、阿格里奇、穆特这些指挥和演奏家的名字,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日渐增多,买唱片、听现场的人经常见面。1997年,21世纪剧院举办穆特小提琴独奏专场,票在半个月内销售一空。我手里唯一的票让给了西安的一位朋友。那个时候除了北上广,其他城市少有国外乐团的演出,于是有人专门乘飞机火车到北京上海看现场,此风愈演愈烈,一直持续到今天。最值得称道的是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,一时间国外的著名艺术家和团体集中亮相,一下让北京的观众目不暇接。1999年11月19日,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,李大爷登台执棒,与老朋友艾萨克·斯特恩时隔20年再度携手演奏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,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,场面之感动至今难忘。

第三个十年(1999--2009)是北京国际音乐节成熟成长的十年。除了那些走马灯式的名团和大众熟悉的戏码,瓦格纳的四联剧《尼伯龙根指环》、贝尔格的《璐璐》,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《麦克白夫人》《鼻子》让人记忆深刻。这个时期,唱片业遭遇了盗版的猖獗,这个事情发轫于港台,从南到北传播过来。早在1997年,规模不大的北京盗版已经开始了。几个从事个体音像制品销售的朋友,一下子砸在手里上百万元的货。几年赚的钱几乎打了水漂。正版市场的唱片也悄然上涨了百分之四十,以正价来论,85.8元的唱片涨到132元。正版市场萎靡之际,盗版瞬间占领了市场。唱片公司出一批新的立刻就有盗版。8元10元一张,后来没有包装的便宜到5元,无论CD还是DVD轻易就买到手。唱片业从此一蹶不振。各种高仿制品甚至做得以假乱真。五大唱片公司几经洗牌兼并重组,最后被现在的环球公司吞并。当他们开始出版环保套装、把成本彻底降低到了接近盗版价格,盗版才慢慢失去了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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